对话“草帽院士”徐星：世界上发现和命名恐龙种类最多的人，把科研写进教科书

“你的草帽以后可以换成桂冠。”跟他连线的颁奖主持人饶毅打趣说道。

或许，对于徐星而言，桂冠早已在亿万年的岩层深处悄然加冕。

“抡地质锤”是一种享受

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，是搜狐科技对这位“恐龙院士”的初印象，他会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前后都向提问者表示感谢。但只要和搜狐科技讲述起野外考察的故事，徐星温和的语气中便会流露出一丝兴奋。

“这次获奖主要源于我们发现了带羽毛的恐龙化石。我记得当时秋天过后去的辽西，我们住在农民的大炕上，我和周忠和老师还顶着大雪去野外寻找化石，真的很有意思。”

20多年前，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进行野外工作，协助媒体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，他们意外地在摄像机的记录下连续两次发现了两个新的恐龙物种，苏尼特龙和巨盗龙。“我想这样的场景，在全世界恐龙研究史上也绝无仅有。”

“还有一次，我们队员在新疆的小冲沟上发现了冠龙的化石，他激动地喊我‘徐队、徐队’，我看到那排暴露出来的牙齿就像艺术品一样，经验告诉我这是很重要的化石。”

后来，这枚化石被确定为侏罗纪时期的暴龙，比霸王龙还早，他们几个人激动地坐在一排小牙齿旁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徐星最喜欢的地方，还是他的家乡新疆。新疆五彩湾地区有着漂亮的岩石和化石，蓝天戈壁都让徐星觉得离自然特别近，除了俯身趴在地上“扒拉扒拉”，他还特别喜欢“四仰八叉”地躺在沙地上看着天空，放空自己。

2005年新疆五彩湾恐龙化石科考 受访者供图

“在感受自然魅力的同时偶尔有些科学发现，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，如果年轻一代的朋友也享受这种野外工作的生活，我想这会是一种有意思的职业。”

在徐星看来，“抡地质锤”是一种享受，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内心都对野外有一种向往，如果每年不去戈壁沙漠待上一阵，徐星都会有想念的感觉。

“许多科研工作者八九十岁还在一线工作，我们所奠基人杨钟健院士去世前几个月还在野外调查，如果真的热爱，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不值一提，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学者很多乐趣都是用地质锤‘抡’出来的，发表论文重要，这也很重要。”

“我们一生之中不可能有那么多高光时刻，要从细小的工作中找寻自己的乐趣和幸福的感觉，这样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。”徐星对搜狐科技如是说。

当搜狐科技问，发现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化石是不是有种创造历史的感觉？徐星称自己没有过这种感觉，这种强烈的情绪感受反而是在日常研究中出现了。

“还记得有一次凌晨2点钟，我突然在显微镜下看见了原来没有发现的结构特征，当时真的特别兴奋，真想找人说说，可惜身边没有人。”

像上述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正是这些故事拼凑在一起，才让徐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恐龙院士”，他参与了80多种恐龙的命名，用汉语拼音或中文去命名，让恐龙身上有更多中国的文化色彩。

徐星是世界上发现和命名恐龙种类最多的人，但他只把这些归功于“比别人多了一点点运气”。

古生物学的挖掘，就像“开盲盒”一样，会碰到极端天气、会与恶狼“争食”，要处理队员的矛盾和心理问题，也要忍受腰伤。

“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尽快进入状态，总有柳暗花明的时刻，但也要学会接受失败，毕竟你不能用成功与否判定你的价值高低。”徐星如是说。

2023年内蒙古巴音满都呼恐龙化石科考 受访者供图

把研究成果写进教科书

徐星还跟搜狐科技分享了他的几个人生转折。

“其实我初中的梦想是当物理学家，因为我觉得爱因斯坦特别伟大，我跟古生物学第一次接触是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当时我不知道古生物是什么专业，还问了高中老师，我们都以为是一个新学科，后来去了才知道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。”

徐星坦言，他开始根本不喜欢这个学科，所以那四年也没有特别用功，当然他也没浪费，读了很多书。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硕士，为了完成毕业论文，他开始认真地寻找、挖掘、修理化石，在这个过程中徐星发现研究化石是件有意思的事情，而且自己也很适合研究化石。

“其实我原来还想当软件工程师呢，但现在成为了一个古生物研究者，人生是很难预测的，我想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两件事是很重要的，当然也很难，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，毕竟我热爱的事业能够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。”徐星对搜狐科技道。

于是，他接受了“命运安排”。但他至今还保留着阅读物理学方面科普书的爱好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读哲学、历史、心理学。在他看来，如果当时从事物理学研究可能还做不出如今的成果，现在的他们为自然科学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，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写进了教科书。

其实，早在2006年，《飞向蓝天的恐龙》就已经出现在小学课本中了，徐星感到很自豪，他觉得这篇文章影响了很大一批人，现在看依然不过时。文章反映着基本认知，但也会有一些缺憾，毕竟学科发展有了飞速变化。

就比如，上世纪张弥曼院士在两年时间内将2.8厘米大小的杨氏鱼头颅磨出了540多张断面磨片，制作出了20倍的放大模型，这种裸眼观察耗时耗力，对化石损伤很大；但90年代开始，很多科学家开始用CT观察化石内部，再后来利用离子加速器的方法来获取光源，观察到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现象，“而如今，许多年轻人开始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方式来研究化石了。”

“我们做演化生命学基础是重建‘生命之树’，但许多白垩纪、侏罗纪时期的化石DNA研究找不到了，所以我们要用解剖学特征这种传统的方式，把形态定量化后再进行分析，重建恐龙到鸟类的‘生命之树’。”徐星如是说。

当然，除了从化石角度发力，徐星也在追求分析手段的进步，他的学生就正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有效地处理CT数据，节约时间，未来用人工智能进行标本鉴定和分类也是他们要挑战的方向。

也许未来古生物学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

徐星2000年第一次做科普的时候，现场观众加上工作人员才七八个人，但如今，各大博物馆成了香饽饽，经常“一票难求”。

徐星称科普的过程也反映了古生物学科的发展，“我刚开始读研的时候那一届只有我一个人，现在我们所有100多位研究生了。”

尽管如此，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专业过于“冷门”，也有人质疑研究这些石头“没什么用”。

徐星表示：“科学驱动力一是自由探索，这是创新的源泉，二是需求，这是持续发展的动力，有些科学家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，有些则偏向自由探索，也许现在看是无用的研究，但回看基础科学发展历史，最开始可能没有人感受到它的使用价值，比如电、磁，甚至谁也没想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会对GPS产生影响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这门学科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影响。”

在他看来，奖项授予个人不见得有那么喜悦，但他为他们这个学科感到高兴，古生物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分支，得到了公众和其他科学家越来越多的认可，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学科变化。

谈及古生物学能给人类带来哪些启示的时候，徐星表示：“有些是虚的，有些是实的，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一方面要在具体的应用实践方面提供价值，一方面也要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去描述久远的图景。”

“地球历史上出现过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，我们研究大灭绝对当时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与影响、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过程如何影响生态系统、生态系统恶化对不同类型的生物影响程度、速度如何，我们还探究恐龙时期生态系统和今天生态系统的关系，这也为未来我们人类地球家园面临的变化提供一些认知和借鉴。”

古生物学研究常常“十年磨一剑”，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科技时代，又该如何沉下心来做这种“慢科学”呢？

“这是整个科学界面临的问题，我们要发文章、申请基金、参与活动，如果不能完成这些KPI会面临巨大的压力，有些青年科研人员甚至采取了极端行为。”徐星坦言，这不是某个科研人员能解决的，是整个科研环境的问题，需要科学界和科研管理体系形成共识，中国科学院就在进行改革试点，他们所也参与其中。

谈及未来研究计划时，徐星表示，未来他会尝试跟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沟通交流，进行交叉融合，更好地理解生命演化，他也会探索人工智能对古生物学的影响，希望在鉴定、分类方面有所突破。至于他本人，还会继续花时间进行科普，深层次地思考教育的未来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