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踪2小时才报警，北京男童为何死于大理

此次遇难男童王一凯的父亲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起初，在小红书上关注到“天叔”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理念。今年5月，他陪孩子来到大理，在“明日之光”试听了课程后，就决定让孩子的姥姥和姥爷带着孩子驻扎在这里，陪孩子参营，一般是白天送到机构，晚上接回住处。

“在大理的两个月，孩子适应情况还不错。”王一凯父亲提到，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北京治疗，此前曾带孩子尝试多家机构，取得一定效果，但是孩子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，看到“天叔”关于“自然疗愈”的理念，并且孩子喜欢大自然，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想要通过环境的改变让孩子进步。

然而，此次孩子走失就是在户外活动中。“天叔”在其个人公众号中，介绍了主要课程体系，由自然户外、生活社交与室内课程组成，其中“自然户外”就是指在大理自然环境下的户外运动路线，老师以专业体育老师和退伍军人为主，并明确提到，为了保障安全，老师配比“1:1”。

在公开报道中，男孩走失当天上午，参加爬山活动的共有7名儿童，年龄为6—8岁，同行老师有4人。王一凯父亲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确认了该消息，由4名日常照料孩子的老师带着孩子们爬山。他了解到，当天爬山线路与往常有所不同，日常爬山路线大约为2100米，当天却改为2400米。

“孩子最后一次在队伍照片中出现是在当天上午9点50分左右，直到11点左右老师发现孩子不见了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也不清楚，4名老师并不知晓孩子准确的走失时间和地点。”在孩子走失后，该机构在当天下午1点43分才报警以及通知家长。

（视频截图）“明日之光”的宣传海报、遇难的男孩

王一凯父亲提到，最开始试课时，一般都是n+2（孩子的数量会比老师多出2个）的师资配比，但孩子出事当天没有达到这个比例。林宁的孩子此前在该机构上课时，一般都是上午参加户外活动，活动一般以爬山为主，有时还会到洱海边活动。“一般师资配比都是4—5个老师，带6—8个孩子。”

“为了节省开支，上午户外活动没办法做到1比1 的师资配比，只有下午在室内开展艺术、阅读等课程时才能做到。”林宁提到，该机构共有20名左右的老师，每个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，教师工资是该机构的主要开支。他表示，每个月孩子的费用是13000元左右。然而，“机构每个月都要亏损几万元，运营压力很大”。

同样在大理创办自闭症儿童服务机构的葛南曾考虑过与“天叔”合作，但因理念有差别，最终分道扬镳。他的机构每月向每个孩子收费5000元，服务方式是每天在洱海边指导家长带孩子活动，比如爬山、骑车等。

葛南试图改善的核心问题是“亲子关系”，让家长陪着孩子来到大理，食宿自理，通过改善户外活动，增进亲子关系，让孩子进步。“有家长来大理跟我一起训练孩子，一周就掌握了精髓，这种情况就不需要长期在大理待着。”

“自然疗愈”遍地开花

“大理的山水很美，但是怎么利用，让自闭症儿童有所进步，需要大家一起探索。”葛南提道。

在“明日之光”的宣传海报中，引用的宣传语是“破壁大理、明日之光”，海报的背景则是一片绿野青山。实际上，大部分家长不远千里，来到大理，就是想让孩子生活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中。

大理的研学热，并非这一两年发展起来的。源头在于十年前甚至更早，深植于一群寻求“另一种可能”的家长们的教育探索中。

“其实，最早家长们都是做创新教育的，以开幼儿园和学校为主，并不是做研学。”蒋瑞回忆道。她与许多早期投身大理创新教育的家长一样，最初的动力源于自己孩子的需求。为了逃离大城市日益激烈的“鸡娃内卷”，他们来到大理，希望为孩子寻找一个更贴近自然、更尊重个性的成长环境。

这些早期教育机构，大多规模很小，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。它们更像一个社群，而非商业公司，教育理念远重于商业盈利。王芳是最早一批在大理创办特殊儿童服务机构的家长，她表示，最初也是因为找不到能接纳孩子的学校，才“无奈”来到大理创办机构。这些“先行者”，试图培育大理这块“新教育试验田”，因此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怀揣相似教育理念的家庭。

教育形式的改变发生在2021年前后，研学的形式越来越热门。蒋瑞观察到，新冠疫情阻断了许多家庭的出境计划，家长的目光转向国内，而大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早已营造出的创新教育氛围，承接住了这波巨大的需求。

“2021年，我们第一次做夏令营，意外走红。”这股热潮之下，大理的研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。首先是从业者数量激增，“连民宿老板都能拉个团队做研学”；其次是产品形态越来越丰富，从传统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，迅速演变为五花八门的“研学营”“夏令营”。

当下研学细分种类越来越多，户外类、历史类、非遗类等层出不穷。如何定义研学？儿童研学机构创始人高莉解释，一般以某个活动主题为出发点，带着知识点开展有深度的玩乐。“这与传统的户外活动不同，不是纯玩，在玩的过程中，要给儿童讲解知识点，延展性很强。”

“现在遍地开花的结果，其实是这么多年来，从各所创新教育学校出来单干的人共同塑造了这个市场。”蒋瑞说。大理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，为这些研学营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，尤其是苍山洱海，几乎成了所有自然教育和户外探索类研学营的“标配”。

在这股热潮中，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特殊儿童家庭，也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大理。对于许多自闭症、多动症孩子的家长而言，大城市缺少自然环境，无法提供给孩子所需环境，大理似乎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。

“自然疗愈”的理念，听起来就吸引人。高莉认识的家长，为了去大理参加一些森林双语幼儿园的活动，要排队两年抢名额，在她看来，“这是不可思议的”。

高莉对“自然疗愈”的爆火并不认可。她认为，自然疗愈，就是听着高大上而已。“任何人在大自然面前都会很舒畅，这和听歌就开心是一个道理。”此外，她还指出，自然解压主要针对的是正常孩子，“说白了就是带孩子在户外玩一玩”，自闭症儿童肯定不能随便被丢到大自然的。

当然，“大自然对自闭症儿童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”。王芳通过多年从业的经验发现，这些特殊儿童家庭的需求是真实且迫切的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迫切的希望，有时会让他们在选择机构时，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，甚至愿意相信一些听起来过于美好的承诺。

王一凯所在的机构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获得了家长们的信任。他的走失遇难，如同一道裂痕，撕开了这个“乌托邦”的美好想象。

户外研学引发争议

“天叔”一直试图以自身经历来影响家长。他的孩子已经十多岁，小时候被确认为自闭症儿童，经过他的培养，已经正常读到六年级，并成为一名学霸。

林宁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对所有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来说，十分具有说服力。因为大部分自闭症儿童自小缺乏自理能力，在六七岁时连吃饭穿衣、日常活动都有不小的困难，家长们都迫切想要改善孩子的情况。

林宁介绍，对自闭症儿童来说，日常的跳绳、拍球等户外运动都有困难。爬山对孩子来说难度相对小，并且能够锻炼孩子的能力，“在爬山的过程中，孩子可能遇到树枝挡路等情况，通过解决这些‘难题’来动手动脑”。

他提到，苍山这条路线对于机构来说非常熟悉，没听说出现过什么问题。但是这次事件后，他给孩子选择机构将会把安全作为第一考虑因素。

“为了缓解入不敷出的情况，这家机构已经在筹备新的项目了，是研学方向的。”林宁透露，“明日之光”负责人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机构运营困境，“没想到出了这个事”。

蒋瑞创办的研学机构最开始运营时，曾经接收过一名特殊儿童，当时蒋瑞要求该儿童的家长全程跟营，并且配备了“影子老师（一对一服务儿童的老师）”。不过事后她发现，照顾这样一名儿童是非常消耗人力的事情，并且孩子也很难融入群体中，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。“孩子意识不到危险，这对我们来说也很难处理。”

“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室内课程，都是户外活动。”蒋瑞还提到，几年的课程开发经验让他们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样，还开展了专业的探险活动。在探险教育系列中，由国内头部的探险家亲自带领孩子探险，比如探洞，一般6—10岁的孩子可以参与。然而，蒋瑞发现，这种活动一般都是老生参加，新生不太会参加，“因为听上去比较吓人”。

蒋瑞解释，探险和冒险是不一样的。“我们传达给孩子和家长的理念是，我们不是冒险，冒险是没有任何准备和基础的行为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但我们做好所有准备是可以进行探险的，去年为给老师申请探险培训证书，就花了十多万元对老师进行培训。”

“冒险是对生命的不尊重。”云南研学实践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武志斌长期关注研学行业，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达了对行业的担忧。“这个行业涉及未成年人，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，安全是重中之重，然而现在风险显而易见。”

他强调，大理研学的独特性，有可能会放大这种风险。“很多新大理人来到大理后，有可能造就更复杂的业态。”以自闭症儿童的“自然疗愈”为例，从广义上可以归为研学，但不少从业者并不同意，认为这不严谨。争议背后，往往意味着不同形式的服务有相似之处。

蒋瑞运营的研学机构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暑假在大理会有不间断的几期研学营。受此次大理走失男孩事件的影响，已经感受到了家长的恐慌情绪，他透露：“最近有十多名家长选择退费，似乎要把户外研学‘一刀切’否定一样。”

此次事件还暴露出研学市场的种种监管问题。多位行业人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到，近日，大理官方部门加大管理力度，排除安全隐患和风险，并告知机构减少户外活动。

监管“盲区”

在研学行业，这次事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研学营，这个横跨教育、文旅、托管甚至康复领域的“跨界产物”，陷入了“谁都能管，谁都管不了”的尴尬境地。

“研学这个事情，要界定它到底是校外培训机构，还是旅行社的旅游业务，抑或是家政服务和托管服务。”上述接近大理官方的人士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一语道出了监管的核心难题。

监管的模糊，直接导致了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。媒体调查发现，许多研学机构并未取得旅行社资质，而是通过挂靠的方式运营，更有甚者，例如此次涉事的机构，其工商注册主体竟是“家政公司”。

蒋瑞透露，办旅行社资质需要缴纳20万元押金，并且很长时间内无法返还，不少从业者就是为了规避这一点选择挂靠。低门槛意味着从业人员的资质良莠不齐，许多带队老师缺乏专业的户外探险、紧急救护等关键技能。

在国际规定中，如果要带特殊儿童进行户外活动，老师与学生的配比至少应为1:1，且必须有严格的流程和预案。很显然，很多机构远未达到这个标准。这样一来，市场就会变形：课程设计天马行空，安全保障却漏洞百出，最终导致风险如影随形。

在大理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，甚至当下拥有较好自然禀赋的旅游胜地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武志斌提到，研学主要是文旅+教育的跨界业态，不过文旅和教育具有不同属性，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产品，更强调公益性，在法律层面监管更严格。文旅是属于市场化的产业，更强调收益，有市场需求，就会有人来满足。

“我们称上述交易为‘意思自治’，买家和卖家往往是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。特别是这种特殊儿童的服务，看似建立在更强的信任纽带之上，但是一发生问题就会发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。”武志斌分析。

近年来，国家层面已注意到研学行业的乱象，并开始推动从“并轨”管理向“双轨”管理的转变。今年5月，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三项研学旅游行业标准，武志斌指出，这意味着教育部门和文旅部门将“各归其位”，前者负责校内实践教育的公益属性，后者则主导研学旅游的市场化发展。

然而，对于大理这样存量巨大、形态多样的市场，新规如何落地，新兴事物如何界定，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一个推荐性的行业标准，距离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在几位受访者看来，此次事件或许能够倒逼所有相关方停下脚步，重新审视行业的初心与底线。当专业精神成为从业者的共识，当家长的选择回归理性与审慎，“教育的理想”可能才会行稳致远。

高莉建议，家长想让孩子参与独立营，一定要充分审查学校和老师的资质，仔细了解每天的活动表，最好要进行实地考察。“特殊儿童需要专业人士看管照顾，特别小的孩子不建议交由资质不明的机构照顾，家长必须亲自参与。一旦遇到不专业的团队和不负责的机构，就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。”